2010年12月16日 星期四

回家

  掌心析出一些汗,於是我將從台北往雲林的火車票放在上衣襯衫的左口袋,那是心房的位置。列車沿著被晨曦閃的發亮的軌道駛來,身體隨著車身輕輕地晃著,微微的晨曦從我左手拉一起一片魚肚白的天空。左前方冠戴日式紳士帽的老伯伯,緩慢地輕撫他腕錶上的鏽斑,邊聽著從小收音機中傳出的日本演歌;與我鄰座的媽媽在哄孩子入睡後,拿出孩子甫來這個世界的照片審視,一抹淺淺的微笑替他了上粧。我,隻身,靜靜地沉醉在車廂裡的靜謐和懷舊。這天,我十八歲,我要回家。

  火車緩緩前行,我將被扭曲的價值觀封箱,從心中往外奮力一丟。我將成績單上的紅字撕得細碎,瀟灑地丟向窗外。這些全都不必要了,在我十八歲之後。緩緩地,火車入了軌道,時間放慢步伐,瞳仁適應漆黑。童年的我就站在隧道前等著。頂開闇黑,隧道後的世界很暖也很熟悉,隧道後的世界有綠油油的水田,中間點綴著數小點淺褐-「是水牛!是在耕耘的水牛阿!」我驚呼,用食指一邊指著。我蹲在一畦菜園中央,看著早晨留在白菜上的露珠玩溜滑梯,不禁呵呵笑了出聲。我是菜園的的國王,坐擁一田翠綠,在同心圓狀分布的白菜中央。數群雞、鴨在一旁獨占公共領域,雞同鴨講的牠們顯然是談不攏的,於是我佔地為王。這是我的老家雲林,在那我可以和大自然擁抱,和風合唱以及與雞鴨一起遊樂。

  火車快步踏過一格又一格的鐵軌,景色一格又一格地變化。隨著雲林漸近,近鄉情怯竟油然而生,我緩緩隨著人群下車,在人群漸散後,想著:「再過一座橋,就可以讓大自然撫慰我的傷口。再跑過兩個村落和繞一個彎,就會有金黃色的稻穗豐富我的視覺,鳥鳴和風拂聲餵飽雙耳和長出白菜的土壤芬芳我的鼻子……。」掩蓋不住心中的雀躍與衝動,我拎著行李-奔跑。


<後設說明>

  這篇短短的散文〈回家〉,是我高三時的作品了。雖然它的篇幅不長,文字描摹的功力也有待加強,我仍舊選擇這篇作為地域文學的作業是因為-這不是為了應付模擬考或大考而寫的一篇文章。

  高三那年,我時常喘不過氣來,某次在學校午睡時意外夢到小時候的自己,以及童年生長的雲林。那個下午,我無心於台上老師的聽講,腦中只有奶奶後院的菜園、路邊偶爾會在乏味的下午走過的水牛以及湛藍的天。於是我動筆將我真的想回南部的心願訴諸於我的稿紙上。同時,我也想自己一個人獨立,所以那時的我真的很想一個人隻身到某個地方旅行,即使到現在也是如此。回家,回到我最當初生長的雲林,回到沒有分數、成就取向的老家;回家,回到過去我與家人一同耕耘的菜園,回到沒有污煙、高樓的老家。我真的好想家

2010年12月8日 星期三

來不及長大的彩虹蝴蝶

香港電影《蝴蝶》敘述一段女同志從陌生到認識接著相愛,其中一位女主角甚至從原先的婚姻關係離開,勇敢展翅進入這樣一段美麗的關係。當初看完這部影片滿是感動,也佩服他們相愛的勇氣。然而當這美麗的蝴蝶飛到台灣時,卻墬落…。

昨日報導(12/1)一對五專女學生遭人發現在民宿裡燒炭離開人世,這立刻讓我想到十六年前一對北一女學生也以相同的方式離開我們。十六年前的這對女孩在遺書中寫道「這個世界的生存本質不適合我們」,而十六年後的這對女學生,用她們的年輕的生命來為彼此相戀的證明。這十六年之間,在台灣有了性別教育平等、工作法,可是為什麼還是有許多同志的青少年來不及長大?

在報導的末段有位醫生認為年輕學生常常會有性別認同的問題,過了這段時間就會恢復「正常」。這樣「未成年未定論」常常是青少年同志會遇到的困難,我在熱線服務的經驗裡,有許多青少年同志來電詢問是不是他們不正常?他們有問題?但是,我們也早知道: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早已將同性戀除名,為何到今日還是有醫生以認同問題一詞來否定這些年輕同志

  這原因不難得知:這個社會是異性戀優勢的,視異性戀為正常。當一個學生對自己的性向產生懷疑時,透過問題化的方式來否定同性戀,否定這個學生的同性情感,好以標示出誰是正常、誰是不正常。透過這樣的方式才能保持這個社會是異性戀為主。

今年四月上映的電影〈為巴比祈禱〉,一位母親因為不認可小孩的性向而失去了她摯愛的小孩,台灣教育界究竟還要讓這樣的悲劇上演幾次才能學會尊重各種性向的學生?

2010年11月20日 星期六

還給學生彈/談性的校園

◎社會三 潘柏翰(本文刊載於台大意識報第036刊)

台大在這兩年來,有學生自發組織「校園規劃小組」 以及性別工作坊,關注校園的空間設計和使用需求,顯示學生已經開始關心自己學習與生活的空間。而在宿舍生活自治委員會中,去年以男生第五宿舍在宿舍自治的程度為最。這些經驗都讓我們看見身為學生的我們,已經開始慢慢地在參與空間,並且希望校園空間不僅能為我們帶來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同時也能讓環境慢慢塑造出具有自治精神的學生。學生的主動性已慢慢在台大校園裡茁壯,我們主動規劃、談論並且使用空間。

然而在各種規劃空間的方式中,我們也注意到:空間就是性別。[註1]男女宿的生活公約、各系系館的廁所比例、運動場地的性別使用比例等,皆顯示了空間是性別化的(gendered)。回顧筆者從2008年進台大就讀,校內性別事件層出不窮,這些事件有些涉及空間。當議題搬上檯面讓大家討論時,更涉及了學校的回應態度。舉凡在男生宿舍提供保險套與潤滑液自由索取、女性穿著腋毛T-shirt展現身體自主、教學大樓提倡無性別廁所、倡議性別友善宿舍[註2]。這些行動與訴求都顯示了台大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與其實踐的重視與不遺餘力。

在這些性/別事件中,凡是議題中牽涉「性」(舉凡性行為、自主),校方對這些事件的回應往往消極、保守,甚至抗拒變動。在潤滑液事件中,男生第一宿舍輔導員以「言論不妥、不雅」為由,通知各宿舍輔導員要求刪文。而在目前的宿舍管理中,輔導員的角色仍是管控大於輔導。在無性別廁所事件,則以未來的新式建築會朝此方向努力,至今也仍不見新蓋好的建築大樓有無性別廁所。在性別友善宿舍的要求上,校方以需要學生、家長、教師三方面提供意見來討論。上述都可以看見校方的回應不但消極,有些甚至是以需要獲得三方共識、言論有礙觀瞻來作為推託之詞。

校方對待「性」的一貫態度則說明了這次性別季衝突的來源。 在九月初各大專院校皆為大一新鮮人舉辦入學典禮或書院,由五校(台、師、政、清、成大)性別社團聯合規劃的新生性別季,除台大外其餘四校在新生訓練現場發放指、保險套以及簡單的一份摺頁給每位新生,均無發生意外或學生與校方衝突,獨獨在台大發生了校方與學生之間的衝突。在師大新生訓練發放保險套新聞出現時(9/7),台大學務長對記者的來電詢問表示「應讓學生自由拿取」,但為何在新生訓練時(9/8)阻擋發放保險套的學生進入會場,甚至引起校方人員與學生的肢體衝突?答案不難理解:由於校方對談性的保守態度,導致了行政程序與執行的種種不「彈性」,因此當學生將保險套帶進公共空間,試圖藉此來「談性」宣導安全性行為時,便和校方設下的規矩產生衝突。對此,校方若反指學生破壞規矩,不但錯置因果,更是暴露其保守的行事態度。

當今日學生主動在校園中開始採取積極且正面作為時,校方該感到高興。因為當我們開始談論性/別,甚至是性議題時,我們便會開始去察覺空間並非中性的抽象概念,而是處處和我們的身體(經驗)高度相關,從而萌發參與空間規劃、校園自治的動機。 性別季作為學生開始談/彈性的象徵,證明學生已經開始學著為自己的身體上課、認識自己的身體,上一堂台灣教育中至今仍不敢、不想甚至不願面對的一課,所以也請學校還給學生一個談/彈性的校園空間!

[註1]引用城鄉所畢恆達老師(2004)的書名
[註2]男生宿舍提供保險套與潤滑液自由索取為前男生第五宿舍生治會長陳柏屼同學的行動,之後引起校方與宿舍管理員的高度「關切」,此事件後來成為「潤滑液事件」;腋毛T-shirt與性別友善宿舍皆為2009年秋季的女性主義理論課程的實踐行動

※後記:筆者相當感謝同屆同學施力麒針對本文所提出的一些建議與修改,尤其當我針對校方的不彈/談性作法時,他點出了談性面若能落實,也就可以達到彈性的校園,特此在文末一併致謝。

20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創作] 回憶青春組曲系列一:隔間裡的青春手槍-序篇

  我與S的故事才寫不到兩篇,從上篇到今天這篇的時間內,我試圖從與S在廁所發生過無數次的廁所手槍中,抽出更多更印象深刻的經驗,我也突然想起…:其實我與S的第一次不是在廁所,而是在野外。

  我那時讀的國中因為是新成立,第一屆,那時連學校建築都還沒有蓋好,只好借用附近的國小與小學生一起上課。國一與S的關係還頗要好的,也因為國小校區裡頭可以活動的空間,跟後來的國中校區相比之下,大了許多,因此同學們下課要打球的會去打球,要到其他地方活動的也會自己跑去,彼此不會擠在一起。

  我記得離教室最近的廁所旁邊,剛好有一塊草地,需要稍稍跳一下才能到地面,旁邊是紅色的建築牆面,角度從某些地方看來可以遮蔽站在那邊的人。那時我記得我思索很久,有次下定決心跟S說了:「可以借我磨蹭一下嗎?」當時國中班上男生很喜歡下課時間,跑跑跑-衝刺到某個人身上,接著將一個男生壓在後面的櫃子上,後方就一群人壓在他身上,以此為樂且樂此不疲。

  我問了S,我們謹慎地跳到草地上,我將他壓向牆邊,開始在他身上磨蹭。但因為隔著運動褲以及裡頭一層內褲實在沒辦法磨出快感,我便小心翼翼地將外層的運動褲拖到膝蓋間,再繼續磨蹭:同時我也因為看到男孩們的內褲頭露出來會更加興奮,於是我也將S的運動褲往下來,看到藍色的內褲邊露了出來。

  「你在幹嘛…這裡是戶外耶,會有國小學生經過啦,快放開」S作勢要將我的手從他的腰間扳開,沒有注意到我的聲音以及擺動愈來愈起勁了。

  「ㄜ…阿……ㄜ,快要出來了,再一下下」我摸著他屁股的半球,將屌夾在股溝之間,不停地磨-蹭-磨-蹭;由下方擦到上方,腰也愈擺愈起勁,同時也因為下課時間旁邊的人來人往,我也會擔心會被發現或窺視的情況,屌也就翹得愈高。

  用力將S的腰環繞住,整個人呈現弓字型往前傾-咻一發地青春又乳白的精液就這樣射在了S的股溝間,緩緩往下流,而我整個人也攤在S的肩膀上。

「不好意思借射在你的股溝間了。」

這是我與S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才開啟了接下來的三年。

2010年10月26日 星期二

[創作] 回憶青春組曲系列一:隔間裡的青春手槍-1

  在S身上玩過第一次的磨蹭後,S回到教室後雖然也沒多說什麼,表現一如往常。隔日第一節下課,當我將眼神飄向他時,他沒有回應我,逕自從座位上離開。對他而言可能有好幾天不想陪我一起下樓,以免股溝遭受小小向的親密接觸。這幾天就找好友A陪我下樓蒸飯,但其實S沒跟我去蒸飯,就會在走廊外讓班上其他比他高的男生們開玩笑,脫褲子、笑他矮、雞雞無毛(印象是有次他在廁所遭到驗明正身,連內褲都拉下來了),也不見得比較好過。

過了三天後,當我將眼神還是飄往他那邊做嘗試時,他也看了我。

於是我們下樓蒸飯,一如往常地聊剛剛上課老師多無趣或是講了個很不好笑的笑話。

離開保健中心前,我還是很邪惡地盤算了等等要進到廁所做那檔事。

向:「去上個廁所吧。」

S:「你去上就好了,我在外面等你。」

向:「幹嘛這樣啊?至少在洗手台等吧。」

S:「你明知道…我在外面等就好。」

向:「進來啦,囉嗦耶你。」

  我跟S就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將他拉到了洗手台。在小便斗撇尿的我,小小向其實是半勃的狀態,有些不好排尿但還是解出來。在洗手台洗手時,我低身靠到S耳邊說:「走啦,進隔間。」S裝作沒聽見,繼續洗他的手。

「你等等自己進來,我先進去等你。要不要就看你。」丟了那麼一句話,想說他不主動進來,我等會就出去拉他,自個兒就先進了隔間。

  等了三十秒…疑沒進來,想說等到一分鐘再沒進來就出去拉人,剛好手錶跑到五十秒時,S拉了門快步進來。我手腳快速地將他的運動短褲拉下,露出了黃色的三角褲,一邊問他說他有幾色的內褲。

向:「那我要開始囉…要隔著還是我可以連內褲都脫下?」

S:「隔著那一層實在有跟沒有都差不多」這句話說完,S就將自己的內褲也褪下了。

  我這次將手繞在他的腰間,S的肉其實不多不少,剛好的量,而身體慢慢前-後-前-後地擺動著,小小向在S的股溝間高高低低地摩擦著,也漸漸地充血壯大。我愈摩擦愈起勁,速度也漸漸加快,在S耳邊不斷吹氣或是低吼。在此時我也發現S的身體也會配合我的節奏擺動了!我開始慢慢有感覺到他在配合我,於是我的動作更快,姿勢也就愈來愈大,但還是要注意不能讓其他人發現有兩個男生共處一室。感覺的到S股溝間的起伏,以及他的用力緊夾著屁股(不知道是緊張還是為了讓我快點射?),更讓我愈加興奮。

  「阿…我快要射了,可以直接射在你的屁股上嗎?等會我幫你清。」我急著問S,怕他若不答應我就要用手接。

「沒關係啊。」S也忙著擺動他的身體。

  還來不及跟S說謝謝,一道道白色濃稠又腥的精液就這樣灑在S的股溝間,沿著縫往下流。我先清完小小向身上的乳白精液後,在拿出衛生紙將S的股溝擦乾淨,等S將褲子穿好後,再抱抱他說聲謝謝。

  好幾次第一節下課都是這樣度過,在兩堂無聊的學術科目中讓我可以稍微提振精神。(上高中後就不敢在中堂下課十分鐘打手槍了,知道打完精神會變差。)

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創作] 回憶青春組曲系列一:隔間裡的青春手槍

  同學S,身高那時約一百五十出頭,在班上常常因為矮小而遭受欺負。一臉稚嫩的樣子也常常得接受同學的脫褲正身,甚至偶爾會聽到班上同學嘲笑他性器官上無毛,稱他為「白虎」。

  那時候因為學號跟他很近(我十九號他二十號),因此常常有時候排隊會在一起,剛好那時我身邊最要好的朋友A,是他很想認識與交朋友的對象,於是他常常會陪我到一樓保健中心蒸便當(那時班上沒有蒸飯箱,全校唯一的蒸飯箱就是在那)。

  最初,其實我因為小六升國一暑假,在家無聊趴在地板看電視,就將小小向與地板貼著,摩阿摩阿的,不久發現其實還滿舒服的。阿…喔…那舒服的感覺不斷在積累,也就愈摩蹭愈起勁,呼吸聲愈來愈急促。「和…呼…和…阿…」射出了一灘白白的精液,這也影響了我一開始的自慰都是與地板接觸。地板冷冰冰的又硬,久了我就將歪腦筋動到身邊的男孩身上,當時因為住在社區,所以下課時間或周末不怕沒有對象,但國中時血氣方剛,有時在學校想要來一發時,還是得找人解決。

  保健中心的位置,遠離學校的行政處室,又在一樓的最邊邊,只有體育課下課後,才會有人接近那邊。保健中心旁有廁所,我先前蒸便當的經驗發現並沒有太多人會去使用。於是,我開始有打算將S作為我情慾出口的對象。

事情總是難以啟齒,在某次將便當放入蒸飯箱後,我找S到隔壁廁所上廁所。

向:「欸!等一下我們進到廁所隔間裡一下,有事情要問你。」

S:「什麼事情啊?時間會不夠我們回教室喔。」

向:「一下下就好了。」

S:「那就快點吧。」

向:「那等會我先進去某一間,你看外頭沒有人在進來。」

  我張望了四周沒有人,廁所隔間也都是空的之後,挑了最後面的一間進去,心裡緊張地等著S的進來。S迅速地走進隔間後將門鎖拴上。

S:「要幹嘛?」

向:「你身體轉過來背對我一下」同時間我慢慢將他人靠在隔板上。

S:「嗯?」

  那時候的我(其實到現在也是)對男生內褲都很沒有抵抗力,尤其是看到內褲頭後就會很想要把那個人扒掉。而且國中生那時又很喜歡穿垮褲,很容易看到。跟S進到隔間後,先跟S說我想看他的內褲,就將他的運動褲脫了下來。那時候平口褲剛開始流行,還是會有人穿單色的內褲,S剛好就是這種的。接著才要求S轉身。

  S真的照著我的話轉了身,也靠在隔板上。我的手從他胸膛下方兩側伸出,姿勢幾乎是接近要抱他的姿勢,只是我將手貼在隔板上,開始壓在他身上磨蹭。

S:「你…你要幹嘛?你這動作是要幹嘛?」

向:「等會你就知道了。」

  小小向開始充血、站立,我透過腰力一次又一次不斷在S的股溝上磨蹭,S一聲也不吭,我的動作愈來愈快,愈磨蹭摩起勁,也不斷在他耳邊發出低吼,深怕太大聲可能外頭有人進來我們沒注意而聽到隔間內有怪聲。就在快要射出來時,我離開他的身體,用雙手將青春的精液捧住,接著一手甩進馬桶。S轉身看到我射精後,開始了解剛才是在幹嘛。

S:「原來你剛才是在…打手……槍」語帶顫抖地說

向:「對阿,借你的身體來用一下,不好意思。」

S:「嗯…我知道男生會打手槍,但我是第一次遇到有人用別人身體的。」

向:「你會覺得不舒服嗎?」

S:「是…是不會,而且…還滿舒服的,你的雞雞熱熱的。」

那是我們第一次的經驗,也是我青春經驗裡的廁所初體驗。

中研院聽陳嘉新談「拼裝的台灣愛滋減害政策」


  今天還是風塵僕僕從三重出發到中研院,這次的雨勢在南港比上次找紹華老師時小多了。提早到了人文館南棟,在八樓的社會所出版品展示區晃了一會,讀了謝國雄老師與多位研究生合住《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覺得田野真是門學問,以後跟在紹華老師身邊也還需要再多磨練磨練。陳嘉新大約在一點四十左右就到演講現場了,稍微設定電腦與簡報後就離開。一旁的人員忙著準備茶點。第一個到會場裡,不久就看見了紹華老師的身影。(老師感冒了,不過要恭喜最近終於出版了新書)之後看見了阿嘎來(從清大到這邊也是很辛苦)。兩點半開始時所上好多老師也來了,但我認得的沒幾個...只知道主持人是陳志柔老師。
  陳嘉新的演講是闡述他的博士論文,也就是台灣拼裝的(愛滋)減害政策,他運用拼裝(assemblage)的概念來解釋為何台灣在2004,5年IDU(毒癮靜脈注射者)的人數上升後,政府是如何回應這個趨勢。主要透過「政策移植」、「知識與跨政策跨國化」、「專業知識、地位的建構」、「毒癮公民(citizen addict,此詞為陳嘉新與其所研究生討論而創)與國家權利義務關係」、「政府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政策的物質性」、「數字管理與當代理性」的面相,來對這個在台灣才五年的時間,如今已經常規化的減害政策進行分析。陳嘉新試圖說出一個不一樣的故事,他試圖要修正傳統diffusionist所認為政策是由中心(歐美)傳到邊陲(非歐美)這樣的概念,反駁center is origin的概念。陳嘉新提到政策經過移植,在地組模後會形成當地的結構(configuration)。有趣的是在之後問答時間,有位研究愛滋全球化的學者也提到:台灣是排除在UNAIDS指導的唯三國家之中(其餘兩國為尼泊爾、白俄羅斯),也就是排除在「全球設計,在地組模」的計畫裡,但台灣還是如陳嘉新所言,向香港、新加坡汲取經驗,拼裝出台灣經驗的減害政策。陳嘉新毒癮公民(citizen addict)概念的提出,是為了(也希望能)走出目前在public health demand以及human right的對立情形。他認為毒癮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是伴隨著身分而產生,也就是權力是在身分後才賦予,是被給予的、消極的。
  演講完後的問答也很精彩,蕭阿勤、湯志傑、蔡友月(小兔子老師>////<)以及汪宏倫都有針對後結構主義(陳在論文中採取的取徑)以及韋伯的官僚理性提出疑問,而也有老師問到陳嘉新的博論究竟是STS還是Sociological的研究。這點也是讓我很好奇的,好奇的點是:在傳統或正統的社會學者眼中,什麼樣的研究堪稱是社會學者會認可、贊同是社會學論文或研究?而什麼樣的情形又會被歸為STS的研究。陳嘉新自己也說他自己的論文也被問過這尷尬的問題,即STS學者認為這是社會學研究,社會學學者認為這是STS研究。(這可以請嘉苓老師還是國明老師提供些看法嗎?)
  聽完演講後覺得收穫很多,嘉新在講時,我心裡既激動又開心。因為我知道:「我想做的研究就是這樣子。」希望不久後的將來,我會在陽明的STS所。以此自勉。

2010年9月18日 星期六

時間

‧流逝的,緊抓的,時間遊蕩
  時間如影隨時地跟著我們,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像頭幻形獸,是樂團歌詞中液狀地延
展,是生命書寫中與記憶交織的地層。大多時候,跟隨在我們身邊的時間則是以擬人化、
數字化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眼前,好比:卡通中長了腳的時鐘、小綠人倒數器、捷運月台的
看板,彷彿要創一種與時間為友之感。

‧時間的化身
  時間,如此高層次抽象、捉摸不定的概念,透過人類的移情行為賦予了生命。生活中
充斥著大量的時間朋友,舉凡手錶、手機、鬧鐘、電腦、iPod,無所不在地提醒我們,是
提醒時間的存在?還是時間化身的存在?作為相對被數字化的時間,如同一年一季一月一
日相同,都是人類為了作息方便的計時方式。早先是如此的,從遠古時代各民族都會發明
陰、陽曆。而今的都市生活,這些時間的化身卻愈來愈忙碌,扮演了不僅計時的角色,可
能是約定的守護者、提醒者,甚至是警告者(否則鬧鐘為什麼總是如此令人心驚膽跳?)
,與人為友的時間如此與人行影不離,卻也看出一些端倪…是否我們過於依賴這些化身才
能定位自己?每當一早起床,我們總是急於知道現在的時間,好定位這個時間該從事什麼
活動。有時候給了都市居民一大塊的空白時間,反而無法定位自己該做些什麼。因為在這
樣的空白中,時間的化身是任由個體恣意發揮的,不需要靠這些多重角色的時間化身來告
訴你該做些什麼。這是否也揭示了:我們不靠自身來安排時間,而是等著化身來為我們進
行安排。

‧時間與感官的共感
  想起好幾次任性地對自己說:「為什麼一定要在十二點吃中餐,我偏偏不要。」看著
腕錶為十二點了,肚子好像不太餓,不過我們卻會說服自己:「該用餐了。」小嬰兒以哭
鬧來告訴母親餓了,長大的我們則是看著手錶/聽著鐘聲對我們說:「該吃飯了。」並非
是以生理需求為出發點的進食,某個程度也令人懷疑:難道感官被時間化了嗎?生理時鐘
一詞表達被時間化的生理需求,曾發想過為什麼我們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難道沒有民
族過著相反或是不同於這樣的時間生活?關於耳朵,當進入到耳中的音樂是快板節奏或慢
板延長,都會影響我們對時間的感受,同樣的一秒卻受到聽覺對節奏的感受不同而有落差。

‧焦慮心理的時間感
當快遲到時,急迫地盯著鐘錶觀看,總會認為此時間怎麼走的如此之快。數次從系館
要騎車回家時,夜深了也擔心家人擔心,愈騎愈快也愈焦慮。對,是焦慮,從心理渲染開
到生理,從心中的煩躁到手心開始沁出些許的汗。考試時偶爾抬起頭看時鐘也有焦躁,與
時間賽跑的焦躁,開始在心中發酵,伴隨著可能更多的是擔心、倉促、一片空白…等,造
成身心靈的交織共感組曲,看似安靜無波的考生,內心激昂的程度真是難以令人從外觀判
斷。

‧無所不在的幽魂
  嘗試過一天之內都不要看見時間的替身,卻是困難重重。將手錶卸下、手機關機,卻
無法搭乘交通工具時會遇到紅綠燈,捷運上的倒數儀表板,回到家逃不開每個房間都有時
鐘,桌子上會有桌曆。占領我們生活的時間,緊抓我們不放的時間,悠悠徘徊在我們周遭
的時間,某個程度時間銘刻(inscribe)、占領(occupy)了我們在時時刻刻中的定位。
革命吧,明璁老師如是說:「給自己一次時光無政府主義」!

2010年9月10日 星期五

該是台大談性的時候了!

由五校(台、師、政、清、成大)性別社團聯合規劃的新生性別季,除台大外其餘四校在新生訓練現場發放指、保險套給每位新生,均無發生意外或學生與校方衝突,獨獨在台大發生了校方與學生之間的衝突。在前日師大新生訓練發放保險套新聞出現時,台大學務長即表示應讓學生自由拿取,但為何在新生訓練時阻擋發放保險套的學生進入會場,甚至引起校方人員與學生的肢體衝突?

回顧筆者從2008年進台大就讀後,校內性/別事件層出不窮,也多次與校方有關。舉凡在男生宿舍提供保險套與潤滑液自由索取、女性穿著腋毛T-shirt展現身體自主、教學大樓提倡無性別廁所、倡議性別中立宿舍,這些行動與訴求都顯示了台大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與教育的重視與不餘遺力。然校方對於這些事件的回應不外乎要求將潤滑液撤下、呼籲應注意社會觀感、現行法規無法改善以及有待家長、校方與學生三方有共識始得推動,看得見台大校方的態度不僅是消極推托,有時甚至是採取打壓。

想起國中健康教育課本總是有兩個章節老師會跳過不教,即是男女第二性徵的發育以及安全性行為。性知識,或是健康教育知識,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在腦中具備。當今日學生主動在校園中開始採取主動且正面作為時,校方是該感到高興,學生開始學著為自己的身體上課,上一堂台灣國民義務教育避而不談的性教育!

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一人一信,要求馮燕學務長公開說明

一人一信,要求馮燕學務長公開說明

  關於台大性別季活動以及後續效應,經由8日晚間新聞的報導,以及隔日各類媒體的播報,新生入學典禮上校方與學生的衝突事件迅速傳開。其中,五校串聯新生性別季的發起人陳柏屼以及台大學生會長陳乙棋,皆已在BBS系統台大(NTU)版上公開對學生說明詳細始末以及新生性別季原先的目的。陳柏屼提及一開始與校方的協議是可發放,不料,後來學務長下保險套禁令,之後甚至連手冊也禁止發放。學務長亦在學生會長面前下達封殺令,命令所有行政人員、教官、校警及學校工讀生,要擋掉這個活動。(引自陳文)陳乙棋提到原本與校方談好在新生入場前,與學生會發給新生的資料一起放在椅子上。然而九月七日向學務長確認活動──學務長以「公平性」為由,拒絕一切文宣品發放。意指新生入學典禮不得獨厚個別社團,否則對其他的社團不公平。但事實是,性別季並不是以任何一社團名義發起,而是由台大學生會學術部主辦並結合關心性別議題的學生社團;校方從原本支持到突然下令全面禁止,透過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直接單方面推翻學生會與校方達成的共識。

在兩位公開的文章中,皆有提及當日呈現在媒體上的衝突。都是因為與學務長馮燕女士片面禁止,導至信任關係破裂才會有如此的局面。


  我們看到當天衝突畫面,出現眾多校方行政人員以及教官ㄧ邊與學生拉扯,一邊喊著善意溝通的口號,更看到數名學生肢體上所受的傷害。在學生會長要求讓同學在他致詞時跟他一同站在台上,此時各級長官皆離開,校方甚至強行將新生入學典禮會場大門深鎖,引爆第二波衝突。不禁讓人懷疑,台大校方究竟是與學生共治,還是與學生為敵。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場因台大校方漠視與欺騙之後所帶來的衝突,其中關鍵人物學務長馮燕女士,迄今(九月九日晚間)為止尚未作出正式回應。

因此,我們鄭重呼籲身兼台大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的學務長馮燕女士,出面解釋決策過程與決策目的。



如果妳/你認同本信訴求,煩請轉寄以下管道:
馮燕學務長:fengyen@ntu.edu.tw
台大學務處:studenta@ntu.edu.tw

社會三 潘柏翰
醫學三 莊建淮

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

誰的花博?誰的城市?

  筆者每日通勤於台北市與縣間,在得知台北市即將承辦花博後,看見台北市的一些角落開始起變化。政府透過興建展覽館、都市更新來迎接花博,「發展硬道理」的心態在迎接花博的這一年內表露無遺。然而,近日看到市府竟然為了花博而驅離萬華一帶的遊民,讓我不禁在想:究竟花博是誰的花博?台北又是誰的台北?

  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的台灣,台北更是在近年來展現了成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潛力與野心,資本快速流通、交通的便捷、服務的即時性、金融中心的林立,都是台北即將躍上國際城市舞台的背景,而全球城市如巴黎、紐約、東京,更是透過承辦各項大型活動來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城市地位。台北市便在追趕這樣熱潮中承辦了花博。接著,台北市為了花博不惜假以都市更新之名,拆除老舊的房屋以讓城市變得更美麗。地理學者黃宗儀在觀察上海成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也發現同樣現象,假都市發展、全球化之名,讓這些土地受到國際資金的蠶食鯨吞。

  城市之所以迷人之處也在於其接納了多元並蓄的市民與文化,當今政府為了要讓外籍人士參旅之間避免對台北留下負面印象而驅趕了萬華的遊民。試問,這樣的舉動不正是在抹除掉都市的差異性?珍雅各在觀察美國的大都市時,認為城市裏頭的差異性與多樣文化正是讓都市充滿活力的原因,街道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人更是宛如「街道芭蕾」,時時刻刻在城市的每條街道上演。

  我們免不了要問:花博究竟是為了誰而承辦?是為了要追求那如夢似幻的發展意象而犧牲了人民的生活空間,好讓政治人物可以宣揚其政績?而抹除掉多元的市民後的台北,又是誰的城市呢?

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回應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認為青年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

作者:潘柏翰(台大社會系學生)

  我在627全民篩檢日論壇發言完後,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隨即在會議後與我私下對談。我們的談話中她提到現在年輕一輩的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新一代不再將愛滋視為可怕的疾病,他們知道有藥可以治、也可以延續生命且活得很健康。黃彥芳如此的回應是想要回應我在台上發言(見發言稿)中最後一點的死路一條的感染者圖像中,我以「生者難堪;死者難看[1]」來提醒有一些在位者或是身處愛滋防治/實務工作者,他們的發言是會影響大眾如何去看待與對待感染者。當時的我因為一時腦中沒有其他較明顯近年的歧視發言,因而選擇了離現今最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為例。但對於我來說,我並不認為青年同志在初期對於愛滋的想像是不同於中老年同志的。因此才會出現文章的標題:「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我是1990年出生,到今年剛好是二十歲。在1996年張博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後,我想還是有些恐嚇或歧視言語在。2003年,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在「愛滋病防治成果博覽會」會上的發言中,認為愛滋病是對於人們的一種天譴,給予那些性道德敗壞者一些教訓。如此歧視意味明顯的發言實在讓人很難相信是從一位在位者的口中說出,2003年,我十三歲。隔一年,2004年,一則驚動台灣同志圈以及社會的農安街事件發生了。農安趴事件是在台北市的農安街上,警方查獲農安街多達92人的同志轟趴。當時粗糙的手法包括:警方沒有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讓記者得以對這群同志朋友進行拍照。儘管在農安街事件後,並沒有人因為參與這個轟趴而新感染性病,這個結果並沒有太多人關心。那麼,事件之後呢?有人因為擔心曝光的壓力而跳樓了、有人得回去面臨家庭、職場的壓力,這事件影響了他們的未來。 但沒有人去關心這些,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活該。[2]那年,我十四歲,在飯桌上與爸媽一同看見了這則新聞。

  在我年紀還小,網路不普遍的年代裡,很多的消息來源都是報章媒體。但是,報章媒體呈現的感染者又是什麼樣子?在社會事件中,我只看見報章會寫著感染者企圖咬警察、有人偽裝自己是感染者來企圖脫罪、轟趴裏頭保險套散落一地只會換來噁心、性敗壞、感染者罪有應得,報紙的標題永遠是聳動的「轟趴、濫交、販毒」,甚至是「同性戀轟趴是愛滋感染最大的溫床」。新聞中也充斥著未查證的錯誤傳染途徑,如警方偵訊感染者時戴口罩。如此汙名化的報導在去年世界愛滋日的前後還是在報紙中可以看見。[3]

  如果說,在一個小孩年紀還小卻隱約有認為自己是(男)同志的可能時,沒有能力去選擇自己要從哪個管道來接受資訊,那麼請告訴我:我們要如何告訴他/她:「愛滋並不是像你在電視或新聞看到的那樣」,請告訴我:在2000年後的台灣還是充斥著如此歧視性的言論、報導方式,真的停止恐嚇同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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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6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的發言。

[2] 農安街事件的一些引述內容來自 餘生 (http://kaorikurak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18.html

[3] 汙名化報導的觀察,見拙作〈重申愛滋人權 拒絕污名化報導!〉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578

2010年8月14日 星期六

回應627全民篩檢日論壇發言稿

主席、各位長官、台下關心台灣愛滋防治的各位以及實務愛滋工作者,大家好:

  我是台大社會系三年級,潘柏翰。那在今日愛滋防治已經是全球各國積極參與和投入的情況下,愛滋篩檢也出現了,而它也的確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那我想我接下來就針對剛剛在影片中世界愛滋會議裏頭談到的東西以及剛剛現場涂委員的剪報內容給予一些建議,有點類似摘要筆記這樣,希望可以讓台灣的愛滋篩檢更好。

  首先我想在剛剛影片中我們有看到有與會者提到,在非洲伴侶一同前來進行篩檢,這樣的行為是被鼓勵的。我想伴侶一同前來篩檢確實有其好處在,可以知道彼此的身體狀況。但我想不論在全世界哪個角落的伴侶都是一樣,就是當如果其中一位伴侶的篩檢反應是陽性時,我想不僅是對那位感染的伴侶造成衝擊,在那當下連同在一旁的另一半也會受到衝擊。這些衝擊可能是來自於感染後伴侶關係的協商、生活作息、醫療照顧、告知議題等,這樣如此牽涉層面廣又複雜的東西通通頓時出現時,我想對於伴侶關係是種考驗。在台灣目前從事相異伴侶諮商的有蔡春美講師,我想她這方面的經驗是相當足夠也夠深入,或許她可以對此有更精確的建議。

  其二,剛剛在簡報中也提到,台灣在2005後藥癮感染者人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藉由性行為感染的人數不斷上升。剛剛涂委員也提到其中又以同性戀(特別是男同性戀)為多數。的確也在疾管局官方公布的統計資料中,也以性傾向做為資料分析的變項。我想在座不少關心愛滋的朋友們,如果有注意UNAIDS消息的,會知道現在UNAIDS是以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男間性行為者)一詞來取代男同性戀。同性戀(或同志)是一種身分認同,而MSM強調的是行為,是一種行為名詞。UNAIDS也認為該受到關注的是行為而非身分。我想關心愛滋的朋友都知道在七月底時由台大社會系與權促會在台大社會系館共同舉辦了第一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其中巫緒樑就有針對目前MSM與男同性戀兩個字詞混用的情形,所造成的一些後續現象有一些深入的建言與批判,我想這個情況是受到關注與改變的。

  第三我們剛剛也看見,簡報中也談到為什麼有些人不進行篩檢,歸納出恐慌(panic)、無知(ignorance)以及害怕(fear)。在我們將這些不篩檢的原因歸因到個人的同時,我們或許也可以來思考:除了這些因素外,有別的原因讓有人不願意進入篩檢呢?篩檢場所的環境?篩檢時/後的保密是否有被落實?這些也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而非一再從個人層面來思考。再者我想針對無知多說一些。一般來說,我們會對於無知有一種類似消極、逃避的想像。不過,我要強調的是:無知也是一種主動的態度。因為有些人是選擇「採取」無知,這就是他/她的決定,也是有其主動性在。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為何這些人選擇主動無知?他們選擇無知的理由是什麼?今天像在座的各位都對愛滋篩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很鮮明地站出來說:「我認為篩檢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是什麼原因讓主動無知的人選擇一個模稜兩可的立場?是因為對篩檢(及其政策)不夠了解,或是要面對篩檢這件事情需要太多層面的考量,而他/無法承受,因而選擇不要去承受,此時的無知就是一種理性考量。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輕易地將無知這件事情塑造成消極/被動的,更應該去思考它是有其主動性在。[1]

  第四,剛剛也談到隱私權的部分。委員剛剛認為隱私權在台灣已經是極被落實與尊重的。這點我想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事件,不曉得各位還對於先前有一則是老家在台中的一位教師,在家中臨時吐血身亡,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愛滋感染者。這個新聞一出來時,我身邊幾位愛滋實務工作者開始討論起來:「為什麼這個消息可以讓媒體取得?而且成了一篇報導?」誰是感染者的消息,在感染者成年的情況下,不是僅有感染者以及其個管師還有醫生知情,何以可以讓新聞媒體取得這樣的消息?再者,他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原先也對此不知情,儘管在報導中指寫出該名教師的姓,難道就不算是幫他曝光了嗎?周邊的鄰居沒有因此猜測到的可能在嗎?所以我想隱私權的落實我認為是有待商榷。其二是,剛剛涂委員也提到感染者在台灣是有保障的。這點我也有些懷疑,全民篩檢自從2008年開始後到現在,的確是有其在防治上的用意在,但我記得露德協會今年有針對民眾進行了一份問卷調查,內容是如果你身邊有人是感染者,你對其就醫、學的權利,以及是否接受感染者就是你的鄰居。詳細調查結果的數字我沒有記得,但我知道結果中的確反映台灣民眾對於感染者還是有排斥的情形在。我要說的是:「全民篩檢日,那之後呢?」今天當篩檢完後,歧視在、汙名也在、不接受更是在,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障感染者的權益?我想這是需要去注意的,不要只做了前面,而忘了後續的處理以及忽略了社會環境,感染者也是身處在社會中的。

  最後一點,我想對剛剛有提到有些人會認為感染後的生活是死路一條,也就是感染者的圖像有一些看法。我想要提醒有一些在位者或是身處愛滋防治/實務工作者,你們的發言是會影響大眾如何去看待與對待感染者。當早些年台灣還有「生者難堪;死者難看」對於感染者的描繪時,要如何期待民眾自己去長出不同於這樣論述的感染者圖像,而新聞報章中也充斥著對感染者的某一些形象的強調以及偏見存在,如果今天我們不設法讓這些塑造感染者圖像的歧視性言語消失,那麼感染者依舊會處在一個沒有未來、黑暗,社會對於他們的想像共同體中。而這不可能是獨立於愛滋防治的,我們也不可能放任不管。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建議,謝謝大家。

[1]主動無知的概念來自於:陳恒安2003,〈我真是個科學白痴---談無知的自我建構〉。《科學發展》37179-80

(如要轉錄此篇文章,請在下方先行告知,轉錄時併一併轉錄作者姓名及單位。)

2010年8月8日 星期日

我與愛滋為伍的生活

不少事情在進大學後慢慢學習、接觸,如社會參與、性別/同志運動,當然愛滋運動也在內。然而,第一次與愛滋的接觸在更早之前…
【那個轟趴的年代】
愛滋開始在台灣爆發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自然也無法追蹤消息。對愛滋的印象,或者第一次知道愛滋(病)的存在,是在一個很複雜的情形。那是在晚餐的時間,我與爸媽一如往常地圍著餐桌,一邊用餐一邊看晚間七點的電視新聞。「下一則新聞是警方破獲一起男同志轟趴,現場發現…」那時因為好奇什麼是轟趴(home party,這個名詞當時在台灣媒體才剛出現),於是我停下筷子,很認真地看這則新聞。確切的新聞內容當然早已不可回溯,印象深刻留在我腦海的只剩下:裸體的男人們、間斷閃爍的閃光燈以及下方標題斗大的「愛滋病」。當我還驚訝於新聞畫面呈現的男同志轟趴以及愛滋病時,一旁的媽媽搖搖頭後,用筷子指著電視螢幕對我說:「你以後自己要注意,不要像這些人一樣,這樣得病就是活該。」
在這樣一句警惕的話進到我的耳中後,我內心的情緒是複雜的。我從小因為身體先天有殘疾,無法與多數男生有平凡的互動與遊戲,因而與女生有較多接觸與互動。「娘」這一字常常是我的形容詞,而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中,較娘(陰柔)的男生的確常常會與「同性戀(同志)」畫上等號。當時的我也的確是有對於自己的性傾向有所動搖,因此當聽到母親這樣的一句話時,浮在我心中的是許多不安與恐懼。「這些男同志得了愛滋,那我以後如果是男同志,那我不就也會得愛滋?」「轟趴怎麼看起來好可怕,以後我會不會也是裡面的一分子?」「得了愛滋病之後呢?他們的人生過得好嗎?會不會死得很慘?」許多問句盤旋在我心頭,久久不離去。沒有人來給我任何答案,新聞媒體也不會說這些男同志感染者的生活後來到底如何。愛滋病是可以預防的嗎?這個健康教育中的性教育該談的,在我那時候還是屬於「老師快速帶過(或是跳過),或只照著兩性的生理剖面圖講解」的年代,沒有人願意討論這個疾病。安全的性行為呢?我的印象只停留在我與我國中男同學們在教室裡,一群男生拿著保險套在吹氣球,彼此嘻笑打鬧。那些性知識、衛教以及什麼是愛滋病,我一概不知,只留下母親那番震撼的警惕。
【焦慮與找答案】
從國中階段我就有與男生在性方面的接觸與互動,互動的頻率還算頻繁。在同時有如此互動的情形,我慢慢開始培養我的男同志認同。當然這過程也參雜著焦慮,因為間斷會在新聞看見轟趴事件,同學間也總是以「死娘砲」、「死Gay砲」來做為貶抑某些男同學的男性特質。我開始會擔心男同志的未來好像就是同學們、新聞媒體所報導的那樣,如此沒有未來與黑暗,充斥著駭人聽聞的疾病以及連帶汙名。但這也不因此阻礙我繼續與男生的互動,或許是因為當時也沒有過度的恐懼,而我的生命與生活也平順地進行著,於是這樣的擔心也就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在我的求學生活中載浮載沉。豐富的高中生活也讓我的生命有了許多轉變,也在這三年裡,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生命、情感(慾)以及性慾。高二時我確認了自己是男同志,也認識了第一任男朋友。當時的我生活裡並沒有太多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可以到哪裡找到與我相同的朋友。幸虧在與堂姊出櫃後,她告訴我台大PTT裏頭有個同志(gay)板,讓我在高三苦悶時,周末可以用接近半天的時間在瀏覽看板裡面的文章,也藉此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一個同志。」
當時(即便到現在也還是如此)在gay板裏頭偶爾會看見有關愛滋的文章,可能是新聞報導、議題討論、篩檢等,好奇之下我也會看這類的文章,在自己利用google找資料以及看下方板友的來回討論,慢慢累積、一塊一塊拼湊起愛滋知識。在找資料的沿途,我看見了對愛滋的焦慮與不安;男同志社群內部對愛滋態度的相左;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汙名。高三將畢業時,我也試圖向家人出櫃,然社會觀感、同志朋友、社會歧視,我都能有一套說詞來讓爸媽放心,但媽媽最大的顧慮來自於愛滋,隱約可以從媽媽的擔心中聽得出來,媽媽始終認為(男)同志是愛滋的高危險群,而同志間的性行為也比較容易(讓同志)感染愛滋。
【萌芽:冬夜裡的杜聰與白先勇】
進入台大社會系後,關心起了許多不同的議題,接觸了以往在過去生命裡不曾接觸、看過、感受到的人群、社會。大一下選修了同志文學的課程,裏頭有一周的閱讀是《借來的時間》,是美國作家將他伴侶因為感染愛滋到死前,他們相處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的作品,當時是美國剛有愛滋病爆發的時候,在沒有藥物可以服用的情況下,莫內是眼睜睜看著他的伴侶因為免疫系統遭破壞、折磨而離開人世。那是部相當感人的文學作品。正好此時在台大(NTU)板看見了一則網宣,標題是白先勇談愛滋。白先勇的經典作品《孽子》,也是在同志圈中奉為經典,其人與其書早已是頗富盛名。細看了網宣才知道主講人是杜聰(智行基金會創辦人,中國愛滋社運家),起先參加這場演講的動機確實是衝著白先勇的名氣。不過在這場演講後…
印象中那晚氣溫很低,空氣中飄著微微細雨。在醫學院的演講廳中先是看了一連串發生在中國愛滋村(在中國有些鄉村裡,民眾因為窮困而將自己身上的血賣出去,但為了快速造血,於是血液收集中心便將民眾的血通通混在一起,再輸入回民眾身上,在這樣的情形下,有許多村子裡的人集體感染愛滋)的黑白照片。那些照片看完後讓現場的氣氛稍稍沉重了些,杜聰上台演講後,更能體會他在中國進行愛滋社運以及為愛滋村募款的難處。由於愛滋感染的人口在中國不斷攀升,杜聰形容就像烈火般,一發不可收拾,他也曾經灰心到想放棄。白先勇在這時鼓勵他,儘管情勢再不好,也不能因此放棄。一旦放棄了,那就真的無法阻止這火勢。杜聰也提到自己在進行愛滋運動的過程中,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如此真摯與可貴,也是讓他願意繼續投身運動的原因。
那場演講詳細的內容我早已忘卻大半,但在走往捷運站的途中,我記得氣溫又變得更低了,而我心中卻有一股暖流溫暖著我。這股溫暖的力量不停地對我說:「一定得為愛滋做些什麼,一定。」
【在紅絲帶的日子】
大一下時,剛好在系辦公室右側的布告欄看見了台灣紅絲帶基金會徵暑期實習生的文件。溫暖的力量告訴我的話始終沒有忘記,我趕緊將履歷、自傳準備好,由系辦將資料送件給學校後,等待基金會回覆結果。這前置作業的過程其實沒想像簡單,來自於爸媽阻擋的力量特別強。爸媽的眼神中投射懷疑、擔心,帶有幾絲不解。「為什麼你要實習?」「為什麼一定要是紅絲帶?」「上面寫著會接觸愛滋病患,萬一他們咬你,誰要負責?」(但實習內容上也寫尊重實習生的意願,而大多工作也都不是跟愛滋病患有關。)最終得感謝媽媽妥協,她這麼說:「讓你知道關於愛滋的正確概念也好,以後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戀,你也才能保護自己。」愛滋病不是屬於某個族群的特有疾病,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風險族群。
夏天還沒踏入時,我獨身駐足在灑了餘暉金粉的椰林大道,手裡緊握這剛通過紅絲帶申請成為實習生的公文,我心頭的忐忑慢慢在心頭溶解。冒險與挑戰正在前方。
在紅絲帶實習的生活裡,我對基本知識早已是琅琅上口。我們一群實習生也一起參訪了新店戒治所、土城看守所、台北監獄。我們一群實習生也一同幫忙辦了記者會、09年的同志公民運動。在紅絲帶裡,對於感染者裡頭的身分圖像有了全面且概略的了解,感染者可能是同志、藥癮者或是母親,也有可能是如你我正常打卡上下班、吃飯、工作的普通人。身在藥癮戒治與諮商輔導組裡,對於什麼是藥物、汙名、歧視,是我們這組更需要去了解。當然,諮商輔導也是督導相當重視的一環。也因為是在這組,因此新店戒治所是每周五都要與督導一同前往。尚未進到戒治所前,緊張與不自在是在所難免的。在督導的團體帶領下,其實我們一群實習生與戒治所的大哥相處得意外融洽,我也放下了心中一些定見與心防。戒治所的大哥們總會在我們到時,幫我們泡好咖啡。大多時候我們是沒空喝或喝不完,有幾次我們會先婉拒大哥們的好意。但一群如此熱情的大哥們,也在我腦中有了鮮明的圖像。
紅絲帶裏頭有一群人很賺人熱淚,他們是愛現幫。記得第一位愛現幫成員來幫我們講課是Jimmy,對於愛現幫還不熟的我,看著台上看似健康、笑容掛嘴邊的Jimmy,以為他也是要來說愛滋健康防護。Jimmy的故事讓台下的我們哭成一片,抽鼻聲不斷,聽著Jimmy的心路歷程,心中很想給Jimmy大大的擁抱,高興與難過也分別在進行情緒拔河。高興的是,Jimmy很勇敢地走到今天,成為愛現幫的一員。難過的是,他得面對來自大眾汙名的眼光,有時甚至是來自於他曾經深愛的人。第二次是惜惜姐,我們以為不一定每次愛現幫來上課都會哭成一片,不過這次上完課依然是抽鼻聲此起彼落,衛生紙不斷地抽著。至此,每當看見「愛現幫」,我都會將面紙準備好,甚至是一份真誠的擁抱。
在長達一個暑假的實習中,我也認識了不少的愛滋工作者與為愛滋努力不懈的人,如洪媽媽、韓老師、Jimmy、春美…等。相當有收穫的暑假,也讓我決心要在這領域繼續努力。
【總會繼續走下去…】
結束在紅絲帶的實習,我更決心要將愛滋成為我的社會關懷之一。開始會定期瀏覽露德(協會)與權促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網站、參與一些愛滋紀錄片的放映會(記得那次的與談人是林宜慧跟陳克華)、認識了權促會的阿學。同一時間,我也在同志熱線培訓有一段日子,在考試的時候我抽到的題目也是對於愛滋有疑慮的人打電話來,我該如何應對。而在正式上線後的某一段時間,我也的確常常接到打來詢問愛滋相關議題的人(不論是自身有感染的焦慮或是對於篩檢的詢問、感染後的生活)。在接線的日子裡,我也清楚看到了一些同志朋友因為社會長期存在「愛滋=同志」如此的污名,有著莫名的焦慮;也看見感染者朋友在這社會是多麼辛苦以及需要勇氣才能現身。我在一些團體或個人作業,也會找機會能以感染者或愛滋為題,希望能夠幫助我將愛滋議題看得更清楚。在去年也寫了一篇文章來針對報章書寫愛滋新聞時依舊汙名不減的現象有所批評。
在今年也成為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的工作人員,與權促會的一群夥伴一起讓會議能夠順利進行,也在會議中見到/認識了許多朋友。繼續在熱線服務的日子裡,我也開始參與愛滋小組的例行會議…我知道,我總會繼續走下去,與愛滋為伍的運動日子。

2010年7月3日 星期六

篩檢要如何進行才安心呢?(ver 1.0)

  常常在甲板或性致勃勃網站看見有些朋友為了篩檢流程感到心慌,因此寫了一篇類似篩檢備忘錄。這篇備忘錄也是一些基本的守則,因為台灣目前各院所的篩檢流程歧異,因此本篇僅供參考。

  首先,來個深呼吸吧,接下來的步驟可能有些繁瑣,先讓自己心情緩下來也比較有助於等等可能要與人交談。

  先想(你)是要到民間機構、團體還是醫療院所篩檢。

  如果是民間機構,台北推薦同志諮詢熱線電話:02-2392-1969聯絡時間:請先以電話預約,預約時間為週一~週五14002200)、台中懷愛協會04-24730022分機11722高雄愛之希望07-5500225)、陽光酷兒07-2351010

  醫療院所,可以連上疾管局的愛滋虛擬博物館,接著點到醫療館裏頭的全國匿名篩檢醫院。浮現在你眼前的就會有全國匿名篩檢醫院名單及一覽圖。同志朋友若不喜歡疾管局,也可以到同志熱線設立的網站性致勃勃 http://enjoysex.org.tw/ 在右方一旁就清晰可見愛滋病匿名篩檢醫院。

  找到自己想要前往的醫療院所,可以先向周邊朋友詢問有無在該院所篩檢的經驗,可以做為篩檢前的經驗分享。如果沒有,也沒關係。可以先去電向醫事人員詢問他們提供的篩檢是匿名還是具名?流程是如何進行?也可以順便確認篩檢服務的確切地點在哪。(想當初我第一次到台大醫院時也是暈頭轉向的,也不敢問人到底確切地點在哪。)

  當實際到了篩檢現場時,先與醫療人員確認此處是不是進行愛滋篩檢。接著可以先問問篩檢人員接下來的流程是不是如你當初跟他(或她)在電話中說的那樣。

  填答問卷的過程中,如對題目有疑惑或是心中其實很焦慮不安,都是可以請醫療人員在一旁解釋給你聽或是陪同你。問卷填至最後一頁時,請特別留意自己在此次篩檢中要驗的項目有哪些?上方如果有問題是要你確認是否同意抽血,請在勾選前特別留心,因為勾了之後代表你是同意醫事人員進行插針抽血的動作。所以,如果在醫事人員插針抽血前你還有疑問的話,可以向他們請教。心裡有什麼不舒服也可以在抽血前向醫事人員說,你的情緒也是他們該照顧的,不用客氣。

  問卷上如果有要你任何個人資料,請考慮自己願不願意留。如果當初去電已說是匿名篩檢,你當然可以不留名字以及其他身分證字號。手機則要看該間醫療院所與你後來查詢結果的方式是如何聯絡來決定。如果可以致電向他們詢問結果,你也不想多留資料在他們那,你當然可以不用留手機號碼。

  抽血完後如果心裡還是有不舒服或疑問,都可以請醫事人員為你進行簡單的諮商,或者也可以致電同志諮詢熱線向義工們傾吐心聲。

2010年7月1日 星期四

stay or leave?來看個影片吧!



在看完上方網址的影片後,讓我們一起來討論下面這個問題:

1.如果(你)是影片中的主角,會有什麼反應? 留下來,還是離開呢?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離開的原因又是什麼?
2.會介意自己的伴侶(無論是剛認識、交往一段時間或者是一夜情等等)是愛滋陽性感染者嗎?如果對方是陽性感染者,會繼續跟他成為伴侶(繼續交往或進行一夜情)嗎? 如果會介意,原因是什麼?若否,原因又是什麼?


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下意見討論喔。

2010年6月29日 星期二

愛滋人權即是基本人權--談台灣愛滋感染者人權現況/張正學

(轉自2010年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徵得原作者同意後轉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 張正學

一、前言:

  2007年7月,「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公告實施,以往只重視疾病的愛滋保障條例,有了重大的變革,將愛滋感染者人權的觀念放到了法令裡面,感染者就學、就業、居住、安養、就醫的權利受到了法律的保障,也成功促成關愛之家得以續留台北市文山區。2008年9月,衛生署公告實施「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辦法」,更進一步制定感染者權益受損的申訴管道,期待愛滋人權更有保障。本文將探討條例公布迄今(2010年)近三年,台灣愛滋感染者的人權現況。

二、法令宣導不足,愛滋感染者的工作權仍難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權促會),是國內第一個由愛滋感染者及其親友以及認同人權的社會人士發起,長期投入愛滋平權運動,主要推動事務為協助愛滋感染者爭取權益,收集與累積感染者的經驗,並與政府單位對口,監督與建議的政府法案與政策。雖然「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辦法」已經公布施行,然而法有沒有被有效執行,一直是權促會關注的焦點。以申訴來說,到了去年底才有個位數的感染者開始進入申訴的流程,但這並不表示僅有少數的感染者遇到權益的侵害,但是很少人知道要申訴或是不認為這樣的申訴會有幫助。政府雖然立了法,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連感染者自己都不知道,更何況不是感染者。以感染者的工作權益來說,台灣有些企業得知員工有愛滋,會要求離職,但是並不知道這樣的作法有可能要被處以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的罰款,也就是說政府雖然有訂了這個法條,但政府必須務實執行,並且要做宣導,如申訴的流程以及教育社會大眾,讓大家知道要守這樣的法令,違法其實是有罰則的。

  權促會目前有協助個案在進行申訴,原因是公司因為愛滋而不讓個案擁有該份工作,也依據申訴的流程召開了審議會議,請相關專業的人來審查,已確立了公司確實有違法之事,但至今當事人還在等待衛生主管機關最後的裁罰,這樣來來回回就已經快要半年了,對一個被傷害的感染者來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時間和耐心,一步一步的走到現在的,大部分的當事人並不想要回到原來的工作場域,對感染者而言,「申訴」就等於全公司都知道了,加上由於目前法令規範是雇主若是被處罰,罰金是屬於國家,而不是賠償當事人,所以會走到申訴這條路的人的目的並非要公司賠償損失,而是希望公權力的介入,來讓雇主知道岐視愛滋感染者是不對的。

  如果申訴結果有第一個、第二個確定案例,就會對那些違法的公司有一些警惕的作用,也會讓社會意識到愛滋人權是應受到保護的。尤其現在台灣檢驗愛滋的公司是越來越多,感染者進到公司,以為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是當他們一拿到體檢表發覺要愛滋篩檢,有些人就先跑了,因為他害怕,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另外一種情況則是檢驗報告出來了,照理來說,因為現在依法醫院是不用回報給企業主知道的,醫院只對當事人負責,但是台灣的醫院心態上認為是公司出錢,報告當然要回報給老闆,或者是檢驗單位沒有回報給老闆,但是其他未感染的人都全部回報了,公司收到報告就覺得很奇怪,有些公司更過份,還會要求當事人去醫院把愛滋的資料確實補出來,各種荒繆的作法,這就是台灣。然依據勞委會規定的勞工體檢裡面從來就沒有愛滋這一項,但是雇主可以自己想驗就驗,沒有任何約束,就曾經有老闆認為客服會接觸到顧客,就有可能傳給其他人,所以員工就必須檢驗,很多人是用這樣錯誤的概念去想像,試想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不是任何工作都會接觸到人,幾乎每個行業都要驗了嗎?以這樣的邏輯,是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無法工作了呢?

  在台灣,公司提供愛滋篩檢的目的是在篩選員工或者是防止這樣的員工進來,加上台灣本身自己對於個人的資料保密性本來就不足夠,但他們總有一種觀念,認為:你如果沒有什麼,幹嘛怕人家知道?台灣的社會對愛滋人權觀念是不清楚的。企業主會用很多方式要求感染者離開公司,例如:業績沒做到、表現不佳等等,有的老闆知道要愛滋感染者離開是不對的,但是他會用其他的方式,那最常用的就是:你不離開的話,公司的人全部都會知道......。這樣的恐嚇之下,讓感染者簽自願離職書,如果感染者就這樣簽了,很多後面的權益就沒了。在台灣這個狀況是一再的發生,但是感染者遇到這種狀況一定是簽一簽就走了,也不敢回去再跟公司爭取什麼。也有公司人事打電話到權促會來表示該公司老闆要將愛滋篩檢納入他們員工體檢,但是人事跟老闆反映:現在報告都不可以讓老闆知道。但老闆會想盡辦法規避法令,就是一定要看到所有員工的報告,就算說這個工作本身是不會傳染愛滋的,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其實這是應該要開罰的,如果不開罰,現況就會持續下去,因為企業太清楚知道感染者有不敢曝光的壓力。

三、愛滋教育重量不重質,社會歧視難除、防治效果也有限

  法條上也規定醫護人員不能拒絕愛滋感染者看診,但是實際的狀況是醫院會因為愛滋而拒絕感染者看診,用不同的理由要求他離開。感染者如果要做開刀的手術,因為牽涉到侵入性的治療,感染者與醫護人員都要互相保護,那是必要的,然而一般的看病比如感冒去看醫生,並沒有危險性。而以牙醫來說雖然常常用有見血的狀況,但是實際上能夠遵守一套正確流程的話,這些器械都會經過消毒,經過消毒之後其實不會被感染,但是大部份的診所知情之後都會請感染者去別的醫院,所以有的感染者他只能永遠都在大醫院或者是指定醫院看牙醫,但是他可能只是一個小手術小蛀牙,為什麼每次要跑到大醫院,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一般人觀念認為醫護人員應該很了解愛滋,但是他們面對愛滋所普遍產生的恐懼,是感染者就醫時最常遇到的問題。

  在這方面,台灣的教育沒有做好,過去大家認為愛滋病是很可怕,也有很多的想像,例如說愛滋跟同性戀、毒品有關,但是實際上台灣很多女性感染者,她們不知道自己感染,因為不覺得自己是高危險群。很多人都是因為發病,一直看好多醫生都找不到原因,但是她的身體的狀況就越來越差,醫生建議她驗血,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但是她並沒有一般人想像中所謂生活很亂。因為我們過去錯誤的教育,畫了一個高危險群的圈圈,不在裡面的人從來不會去注意自己身體狀況,台灣過去在做愛滋教育是用高危險群來做愛滋教育,到現在其實還是這樣,但實際上愛滋不會看你是什麼身份,愛滋會傳染是因為你的行為是危險的,如果一個打藥的人,自己有一套針具,他一輩子也不會感染,是因為有共用的行為才會感染,就是行為的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然而政府部門常講的:錢要花在刀口上,同志感染者很多,所以花很多錢去做同志篩檢,花越多錢做篩檢當然越多同志都被篩檢出來,政府就會說:你看同志感染者就是這麼多。這是個謬論,因為不斷的篩檢,當然同志感染者就會被篩檢出來,但是女性感染者呢?一般女生除非懷孕,不然不會做愛滋篩檢,所以政府在政策上跟做法上是有問題的。衛生和教育主管機關應該從很基層的教育問題做起,不是單純靠篩檢就能解決愛滋,因為篩檢完之後就會有後續的問題,篩檢完之後若沒有後續的銜接,如:情緒的支持、告知協助......等等,這樣篩檢出來是沒有意義的。很多感染者一篩檢出來情緒很不好,有些衛生局每天打電話問他就問他跟誰接觸過?跟誰發生過性行為?現在幾歲?現在幹嘛?對一個感染者而言,自己知道感染的時候,心裡面都會很複雜、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很多人一開始就接到衛生局問一堆基本資料,對感染者來,傷害很大。所以有些感染者都不見了,因為沒有人想要被追蹤,任何人都希望被關心,但是如果衛生單位的頭腦裡面想的就是:誰感染了,把這個人抓出來,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如果後續的事情根本做不好,其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衛生局或者是衛生所裡,一個人要負擔要追蹤的人太多,所以他可能一個一個關心,這個部份就是民間單位來彌補,但如果衛生單位或者是公部門的人在篩檢前後,能夠再多一點關心,後面民間單位後續做銜接上會來的更好。

  另外一方面要加強教育,而且應該是跨部會的,現在也有做,大家在做的都是量,學校裡一年辦個好幾千場的講座,但是質的部份有沒有改變是需要檢視的,在台灣感染者最多的是20到29歲,人數最多的還是在這一個範圍,沒有改變。權促會曾接過一個電話,就是有一個高中生打電話來反應一件事情,這位學生表示有一天有愛滋的單位到學校做宣導,安排了一位感染者的現身說法,活動結束之後,每個人都要上台要抱感染者一下,這位學生打電話過來權促會問說,他不知道抱了感染者之後會不會被感染。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來,學生聽了這個演講下來,回頭還是問這樣的問題,那這個宣導意義在那裡,有沒有改變這一個人原本的想法。從這樣的例子不難看出宣導歸宣導,那學生對於這件事情的了解還是一樣。

  我曾經到某個國小做宣導,去問小學生說誰會得愛滋,小學生給我的答案是:死GAY。從這個現象就可以反應出這樣的刻版印象其實都一直在,如果「疾病跟高危險群不是絕對相關」這樣的觀念沒有被很清楚的說明,很多人認為感染者好可憐,但是感染者是不是那麼可憐,其實不見得,因為台灣的愛滋是有治療、是有藥吃的,台灣愛滋感染者的問題目前不在於治療上,大部分都是社會給的問題,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問題。他自己身體可以照顧的很好,但是他去工作的時候就被解雇了,他去就醫的時候被醫生拒診,這些問題一再發生的時候他就會很害怕。很多感染者經年不工作,他可能有一次因為體檢被公司知道而被解雇的經驗,所以從此他只要去工作人家只要跟他說要體檢、說有血液的檢查他就害怕,但是有血液的檢查不代表檢驗愛滋,但是很多人他那個恐懼一直放在心裡,那個不斷製造自己的害怕,可能以後不敢去找任何工作,但是這不是他的錯,是因為之前的經驗讓他覺得很可怕。就醫也是一樣,有案例是感染者他的腦裡面有一個瘤要開刀,他每次去看醫生都又不敢講,每次醫生排完開刀的手術,他前一天就放棄了,所以他就一直排開刀然後一直不去,排了一整年都不開,他是到最後來找權促會,我們跟他介紹醫生、也跟醫生溝通過,讓他去開刀,開完就好了。那個恐懼就是莫名的,他也不知道怎麼跟醫生講,在台灣這樣的狀況一直在發生,所以教育的部份應該不是量的問題,應該要去看到底這個質上面有沒有做一些改變。
  
四、政府嚴重忽視外籍愛滋感染者人權

  在台灣有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外籍感染者的問題,權促會處理很多外籍朋友的事情,包括外籍留學生、外籍配偶,外籍配偶在台灣被本國籍配偶傳染的狀況很多,以前的作法是只要外籍人士在台灣被驗到有愛滋了,他收到通知單的七天之內就要離開台灣。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是一個外國人,在台灣已經十年,可能有工作也落地生根了就因為要換一張居留證就被驗到,政府就告訴他七天之後馬上就要離開台灣,其實是很殘忍的。很多外籍人士說:我怎麼有可能七天之內就馬上打包走人,但是政府會認為他就是應該要走。美國、中國大陸今年都開放這樣的禁令,在台灣法律中可以留下來的條件之一是除非感染者證實是被本國籍配偶傳染的,才可以留下來。這表示:感染者可以留下來的狀況是因為你是被台灣人傳染的你才可以留下來,如果你一旦不是,就得要離開。但是如果本國籍的配偶不介意,但是政府還是會說:不行,在台灣很多法令的規定是用道德來看的。

  很多的外籍留學生也是這個樣子,在台灣到最後被趕出去,可能都念到大三了,就剩一年就可以畢業了,但是被驗到之後,他整個學業就沒有了,但是如果反過來想,讓他把書念完,至少讓他有一個畢業證書,這樣子回去不是比較好。但是台灣大家在看愛滋其實不是只是單單一個疾病的問題,他是發生在人身上、有很多複雜的東西。主管機關在看待這件事情時,就是用把可以去阻絕的人就阻絕在外面。

  台灣去年已將國際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化,上述許多政府政策跟兩公約有許多抵觸的情況,但是主管機關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權促會與主管機關也談過很多這些問題。在全球化潮流下,人都是移動的,工作等等都是移動的、交流的,如果這個人在台灣其實是可以有很多貢獻,結果就因為他有愛滋就把對方趕出去,台灣就失去了這個人才。但是我們政府不是這樣子想,愛滋這個符號變成是唯一的東西,一但貼上愛滋這個標籤,對不起你什麼都不是,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五、結論:

  因為不了解,所以恐懼,愛滋在台灣已經二十五年,愛滋教育做的這麼久,還是很多人認為光是口水就會傳染。顯示政府並沒有用心做,缺乏整體的教育,政策也沒有長年的規劃。在我們的生活上可能感染者早就在身邊,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這樣子而感染,所以大家應該要回頭想一想,在實際生活上,除非有不安全的性行為或者是譬如說皮膚正在流血的傷口,又接觸到感染者的新鮮的血液或體液,才有可能機率傳染,否則一起吃飯、一起工作等其實都不會傳染,所以愛滋根本沒有那麼可怕,它本來就可以治療,只是現在聽起來叫做「沒有辦法治癒」,但是它就像所有的慢性病一樣,只要照常吃藥,還是可以維持很長的生命力,把愛滋當成慢性病看待,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新藥或疫苗都不斷的在產出,我們應該要抱持著正面的方式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