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回應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認為青年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

作者:潘柏翰(台大社會系學生)

  我在627全民篩檢日論壇發言完後,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隨即在會議後與我私下對談。我們的談話中她提到現在年輕一輩的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新一代不再將愛滋視為可怕的疾病,他們知道有藥可以治、也可以延續生命且活得很健康。黃彥芳如此的回應是想要回應我在台上發言(見發言稿)中最後一點的死路一條的感染者圖像中,我以「生者難堪;死者難看[1]」來提醒有一些在位者或是身處愛滋防治/實務工作者,他們的發言是會影響大眾如何去看待與對待感染者。當時的我因為一時腦中沒有其他較明顯近年的歧視發言,因而選擇了離現今最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為例。但對於我來說,我並不認為青年同志在初期對於愛滋的想像是不同於中老年同志的。因此才會出現文章的標題:「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我是1990年出生,到今年剛好是二十歲。在1996年張博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後,我想還是有些恐嚇或歧視言語在。2003年,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在「愛滋病防治成果博覽會」會上的發言中,認為愛滋病是對於人們的一種天譴,給予那些性道德敗壞者一些教訓。如此歧視意味明顯的發言實在讓人很難相信是從一位在位者的口中說出,2003年,我十三歲。隔一年,2004年,一則驚動台灣同志圈以及社會的農安街事件發生了。農安趴事件是在台北市的農安街上,警方查獲農安街多達92人的同志轟趴。當時粗糙的手法包括:警方沒有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讓記者得以對這群同志朋友進行拍照。儘管在農安街事件後,並沒有人因為參與這個轟趴而新感染性病,這個結果並沒有太多人關心。那麼,事件之後呢?有人因為擔心曝光的壓力而跳樓了、有人得回去面臨家庭、職場的壓力,這事件影響了他們的未來。 但沒有人去關心這些,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活該。[2]那年,我十四歲,在飯桌上與爸媽一同看見了這則新聞。

  在我年紀還小,網路不普遍的年代裡,很多的消息來源都是報章媒體。但是,報章媒體呈現的感染者又是什麼樣子?在社會事件中,我只看見報章會寫著感染者企圖咬警察、有人偽裝自己是感染者來企圖脫罪、轟趴裏頭保險套散落一地只會換來噁心、性敗壞、感染者罪有應得,報紙的標題永遠是聳動的「轟趴、濫交、販毒」,甚至是「同性戀轟趴是愛滋感染最大的溫床」。新聞中也充斥著未查證的錯誤傳染途徑,如警方偵訊感染者時戴口罩。如此汙名化的報導在去年世界愛滋日的前後還是在報紙中可以看見。[3]

  如果說,在一個小孩年紀還小卻隱約有認為自己是(男)同志的可能時,沒有能力去選擇自己要從哪個管道來接受資訊,那麼請告訴我:我們要如何告訴他/她:「愛滋並不是像你在電視或新聞看到的那樣」,請告訴我:在2000年後的台灣還是充斥著如此歧視性的言論、報導方式,真的停止恐嚇同志了嗎?

----

[1] 1996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的發言。

[2] 農安街事件的一些引述內容來自 餘生 (http://kaorikurak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18.html

[3] 汙名化報導的觀察,見拙作〈重申愛滋人權 拒絕污名化報導!〉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578

2010年8月14日 星期六

回應627全民篩檢日論壇發言稿

主席、各位長官、台下關心台灣愛滋防治的各位以及實務愛滋工作者,大家好:

  我是台大社會系三年級,潘柏翰。那在今日愛滋防治已經是全球各國積極參與和投入的情況下,愛滋篩檢也出現了,而它也的確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那我想我接下來就針對剛剛在影片中世界愛滋會議裏頭談到的東西以及剛剛現場涂委員的剪報內容給予一些建議,有點類似摘要筆記這樣,希望可以讓台灣的愛滋篩檢更好。

  首先我想在剛剛影片中我們有看到有與會者提到,在非洲伴侶一同前來進行篩檢,這樣的行為是被鼓勵的。我想伴侶一同前來篩檢確實有其好處在,可以知道彼此的身體狀況。但我想不論在全世界哪個角落的伴侶都是一樣,就是當如果其中一位伴侶的篩檢反應是陽性時,我想不僅是對那位感染的伴侶造成衝擊,在那當下連同在一旁的另一半也會受到衝擊。這些衝擊可能是來自於感染後伴侶關係的協商、生活作息、醫療照顧、告知議題等,這樣如此牽涉層面廣又複雜的東西通通頓時出現時,我想對於伴侶關係是種考驗。在台灣目前從事相異伴侶諮商的有蔡春美講師,我想她這方面的經驗是相當足夠也夠深入,或許她可以對此有更精確的建議。

  其二,剛剛在簡報中也提到,台灣在2005後藥癮感染者人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藉由性行為感染的人數不斷上升。剛剛涂委員也提到其中又以同性戀(特別是男同性戀)為多數。的確也在疾管局官方公布的統計資料中,也以性傾向做為資料分析的變項。我想在座不少關心愛滋的朋友們,如果有注意UNAIDS消息的,會知道現在UNAIDS是以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男間性行為者)一詞來取代男同性戀。同性戀(或同志)是一種身分認同,而MSM強調的是行為,是一種行為名詞。UNAIDS也認為該受到關注的是行為而非身分。我想關心愛滋的朋友都知道在七月底時由台大社會系與權促會在台大社會系館共同舉辦了第一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其中巫緒樑就有針對目前MSM與男同性戀兩個字詞混用的情形,所造成的一些後續現象有一些深入的建言與批判,我想這個情況是受到關注與改變的。

  第三我們剛剛也看見,簡報中也談到為什麼有些人不進行篩檢,歸納出恐慌(panic)、無知(ignorance)以及害怕(fear)。在我們將這些不篩檢的原因歸因到個人的同時,我們或許也可以來思考:除了這些因素外,有別的原因讓有人不願意進入篩檢呢?篩檢場所的環境?篩檢時/後的保密是否有被落實?這些也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而非一再從個人層面來思考。再者我想針對無知多說一些。一般來說,我們會對於無知有一種類似消極、逃避的想像。不過,我要強調的是:無知也是一種主動的態度。因為有些人是選擇「採取」無知,這就是他/她的決定,也是有其主動性在。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為何這些人選擇主動無知?他們選擇無知的理由是什麼?今天像在座的各位都對愛滋篩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很鮮明地站出來說:「我認為篩檢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是什麼原因讓主動無知的人選擇一個模稜兩可的立場?是因為對篩檢(及其政策)不夠了解,或是要面對篩檢這件事情需要太多層面的考量,而他/無法承受,因而選擇不要去承受,此時的無知就是一種理性考量。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輕易地將無知這件事情塑造成消極/被動的,更應該去思考它是有其主動性在。[1]

  第四,剛剛也談到隱私權的部分。委員剛剛認為隱私權在台灣已經是極被落實與尊重的。這點我想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事件,不曉得各位還對於先前有一則是老家在台中的一位教師,在家中臨時吐血身亡,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愛滋感染者。這個新聞一出來時,我身邊幾位愛滋實務工作者開始討論起來:「為什麼這個消息可以讓媒體取得?而且成了一篇報導?」誰是感染者的消息,在感染者成年的情況下,不是僅有感染者以及其個管師還有醫生知情,何以可以讓新聞媒體取得這樣的消息?再者,他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原先也對此不知情,儘管在報導中指寫出該名教師的姓,難道就不算是幫他曝光了嗎?周邊的鄰居沒有因此猜測到的可能在嗎?所以我想隱私權的落實我認為是有待商榷。其二是,剛剛涂委員也提到感染者在台灣是有保障的。這點我也有些懷疑,全民篩檢自從2008年開始後到現在,的確是有其在防治上的用意在,但我記得露德協會今年有針對民眾進行了一份問卷調查,內容是如果你身邊有人是感染者,你對其就醫、學的權利,以及是否接受感染者就是你的鄰居。詳細調查結果的數字我沒有記得,但我知道結果中的確反映台灣民眾對於感染者還是有排斥的情形在。我要說的是:「全民篩檢日,那之後呢?」今天當篩檢完後,歧視在、汙名也在、不接受更是在,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障感染者的權益?我想這是需要去注意的,不要只做了前面,而忘了後續的處理以及忽略了社會環境,感染者也是身處在社會中的。

  最後一點,我想對剛剛有提到有些人會認為感染後的生活是死路一條,也就是感染者的圖像有一些看法。我想要提醒有一些在位者或是身處愛滋防治/實務工作者,你們的發言是會影響大眾如何去看待與對待感染者。當早些年台灣還有「生者難堪;死者難看」對於感染者的描繪時,要如何期待民眾自己去長出不同於這樣論述的感染者圖像,而新聞報章中也充斥著對感染者的某一些形象的強調以及偏見存在,如果今天我們不設法讓這些塑造感染者圖像的歧視性言語消失,那麼感染者依舊會處在一個沒有未來、黑暗,社會對於他們的想像共同體中。而這不可能是獨立於愛滋防治的,我們也不可能放任不管。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建議,謝謝大家。

[1]主動無知的概念來自於:陳恒安2003,〈我真是個科學白痴---談無知的自我建構〉。《科學發展》37179-80

(如要轉錄此篇文章,請在下方先行告知,轉錄時併一併轉錄作者姓名及單位。)

2010年8月8日 星期日

我與愛滋為伍的生活

不少事情在進大學後慢慢學習、接觸,如社會參與、性別/同志運動,當然愛滋運動也在內。然而,第一次與愛滋的接觸在更早之前…
【那個轟趴的年代】
愛滋開始在台灣爆發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自然也無法追蹤消息。對愛滋的印象,或者第一次知道愛滋(病)的存在,是在一個很複雜的情形。那是在晚餐的時間,我與爸媽一如往常地圍著餐桌,一邊用餐一邊看晚間七點的電視新聞。「下一則新聞是警方破獲一起男同志轟趴,現場發現…」那時因為好奇什麼是轟趴(home party,這個名詞當時在台灣媒體才剛出現),於是我停下筷子,很認真地看這則新聞。確切的新聞內容當然早已不可回溯,印象深刻留在我腦海的只剩下:裸體的男人們、間斷閃爍的閃光燈以及下方標題斗大的「愛滋病」。當我還驚訝於新聞畫面呈現的男同志轟趴以及愛滋病時,一旁的媽媽搖搖頭後,用筷子指著電視螢幕對我說:「你以後自己要注意,不要像這些人一樣,這樣得病就是活該。」
在這樣一句警惕的話進到我的耳中後,我內心的情緒是複雜的。我從小因為身體先天有殘疾,無法與多數男生有平凡的互動與遊戲,因而與女生有較多接觸與互動。「娘」這一字常常是我的形容詞,而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中,較娘(陰柔)的男生的確常常會與「同性戀(同志)」畫上等號。當時的我也的確是有對於自己的性傾向有所動搖,因此當聽到母親這樣的一句話時,浮在我心中的是許多不安與恐懼。「這些男同志得了愛滋,那我以後如果是男同志,那我不就也會得愛滋?」「轟趴怎麼看起來好可怕,以後我會不會也是裡面的一分子?」「得了愛滋病之後呢?他們的人生過得好嗎?會不會死得很慘?」許多問句盤旋在我心頭,久久不離去。沒有人來給我任何答案,新聞媒體也不會說這些男同志感染者的生活後來到底如何。愛滋病是可以預防的嗎?這個健康教育中的性教育該談的,在我那時候還是屬於「老師快速帶過(或是跳過),或只照著兩性的生理剖面圖講解」的年代,沒有人願意討論這個疾病。安全的性行為呢?我的印象只停留在我與我國中男同學們在教室裡,一群男生拿著保險套在吹氣球,彼此嘻笑打鬧。那些性知識、衛教以及什麼是愛滋病,我一概不知,只留下母親那番震撼的警惕。
【焦慮與找答案】
從國中階段我就有與男生在性方面的接觸與互動,互動的頻率還算頻繁。在同時有如此互動的情形,我慢慢開始培養我的男同志認同。當然這過程也參雜著焦慮,因為間斷會在新聞看見轟趴事件,同學間也總是以「死娘砲」、「死Gay砲」來做為貶抑某些男同學的男性特質。我開始會擔心男同志的未來好像就是同學們、新聞媒體所報導的那樣,如此沒有未來與黑暗,充斥著駭人聽聞的疾病以及連帶汙名。但這也不因此阻礙我繼續與男生的互動,或許是因為當時也沒有過度的恐懼,而我的生命與生活也平順地進行著,於是這樣的擔心也就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在我的求學生活中載浮載沉。豐富的高中生活也讓我的生命有了許多轉變,也在這三年裡,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生命、情感(慾)以及性慾。高二時我確認了自己是男同志,也認識了第一任男朋友。當時的我生活裡並沒有太多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可以到哪裡找到與我相同的朋友。幸虧在與堂姊出櫃後,她告訴我台大PTT裏頭有個同志(gay)板,讓我在高三苦悶時,周末可以用接近半天的時間在瀏覽看板裡面的文章,也藉此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一個同志。」
當時(即便到現在也還是如此)在gay板裏頭偶爾會看見有關愛滋的文章,可能是新聞報導、議題討論、篩檢等,好奇之下我也會看這類的文章,在自己利用google找資料以及看下方板友的來回討論,慢慢累積、一塊一塊拼湊起愛滋知識。在找資料的沿途,我看見了對愛滋的焦慮與不安;男同志社群內部對愛滋態度的相左;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汙名。高三將畢業時,我也試圖向家人出櫃,然社會觀感、同志朋友、社會歧視,我都能有一套說詞來讓爸媽放心,但媽媽最大的顧慮來自於愛滋,隱約可以從媽媽的擔心中聽得出來,媽媽始終認為(男)同志是愛滋的高危險群,而同志間的性行為也比較容易(讓同志)感染愛滋。
【萌芽:冬夜裡的杜聰與白先勇】
進入台大社會系後,關心起了許多不同的議題,接觸了以往在過去生命裡不曾接觸、看過、感受到的人群、社會。大一下選修了同志文學的課程,裏頭有一周的閱讀是《借來的時間》,是美國作家將他伴侶因為感染愛滋到死前,他們相處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的作品,當時是美國剛有愛滋病爆發的時候,在沒有藥物可以服用的情況下,莫內是眼睜睜看著他的伴侶因為免疫系統遭破壞、折磨而離開人世。那是部相當感人的文學作品。正好此時在台大(NTU)板看見了一則網宣,標題是白先勇談愛滋。白先勇的經典作品《孽子》,也是在同志圈中奉為經典,其人與其書早已是頗富盛名。細看了網宣才知道主講人是杜聰(智行基金會創辦人,中國愛滋社運家),起先參加這場演講的動機確實是衝著白先勇的名氣。不過在這場演講後…
印象中那晚氣溫很低,空氣中飄著微微細雨。在醫學院的演講廳中先是看了一連串發生在中國愛滋村(在中國有些鄉村裡,民眾因為窮困而將自己身上的血賣出去,但為了快速造血,於是血液收集中心便將民眾的血通通混在一起,再輸入回民眾身上,在這樣的情形下,有許多村子裡的人集體感染愛滋)的黑白照片。那些照片看完後讓現場的氣氛稍稍沉重了些,杜聰上台演講後,更能體會他在中國進行愛滋社運以及為愛滋村募款的難處。由於愛滋感染的人口在中國不斷攀升,杜聰形容就像烈火般,一發不可收拾,他也曾經灰心到想放棄。白先勇在這時鼓勵他,儘管情勢再不好,也不能因此放棄。一旦放棄了,那就真的無法阻止這火勢。杜聰也提到自己在進行愛滋運動的過程中,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如此真摯與可貴,也是讓他願意繼續投身運動的原因。
那場演講詳細的內容我早已忘卻大半,但在走往捷運站的途中,我記得氣溫又變得更低了,而我心中卻有一股暖流溫暖著我。這股溫暖的力量不停地對我說:「一定得為愛滋做些什麼,一定。」
【在紅絲帶的日子】
大一下時,剛好在系辦公室右側的布告欄看見了台灣紅絲帶基金會徵暑期實習生的文件。溫暖的力量告訴我的話始終沒有忘記,我趕緊將履歷、自傳準備好,由系辦將資料送件給學校後,等待基金會回覆結果。這前置作業的過程其實沒想像簡單,來自於爸媽阻擋的力量特別強。爸媽的眼神中投射懷疑、擔心,帶有幾絲不解。「為什麼你要實習?」「為什麼一定要是紅絲帶?」「上面寫著會接觸愛滋病患,萬一他們咬你,誰要負責?」(但實習內容上也寫尊重實習生的意願,而大多工作也都不是跟愛滋病患有關。)最終得感謝媽媽妥協,她這麼說:「讓你知道關於愛滋的正確概念也好,以後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戀,你也才能保護自己。」愛滋病不是屬於某個族群的特有疾病,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風險族群。
夏天還沒踏入時,我獨身駐足在灑了餘暉金粉的椰林大道,手裡緊握這剛通過紅絲帶申請成為實習生的公文,我心頭的忐忑慢慢在心頭溶解。冒險與挑戰正在前方。
在紅絲帶實習的生活裡,我對基本知識早已是琅琅上口。我們一群實習生也一起參訪了新店戒治所、土城看守所、台北監獄。我們一群實習生也一同幫忙辦了記者會、09年的同志公民運動。在紅絲帶裡,對於感染者裡頭的身分圖像有了全面且概略的了解,感染者可能是同志、藥癮者或是母親,也有可能是如你我正常打卡上下班、吃飯、工作的普通人。身在藥癮戒治與諮商輔導組裡,對於什麼是藥物、汙名、歧視,是我們這組更需要去了解。當然,諮商輔導也是督導相當重視的一環。也因為是在這組,因此新店戒治所是每周五都要與督導一同前往。尚未進到戒治所前,緊張與不自在是在所難免的。在督導的團體帶領下,其實我們一群實習生與戒治所的大哥相處得意外融洽,我也放下了心中一些定見與心防。戒治所的大哥們總會在我們到時,幫我們泡好咖啡。大多時候我們是沒空喝或喝不完,有幾次我們會先婉拒大哥們的好意。但一群如此熱情的大哥們,也在我腦中有了鮮明的圖像。
紅絲帶裏頭有一群人很賺人熱淚,他們是愛現幫。記得第一位愛現幫成員來幫我們講課是Jimmy,對於愛現幫還不熟的我,看著台上看似健康、笑容掛嘴邊的Jimmy,以為他也是要來說愛滋健康防護。Jimmy的故事讓台下的我們哭成一片,抽鼻聲不斷,聽著Jimmy的心路歷程,心中很想給Jimmy大大的擁抱,高興與難過也分別在進行情緒拔河。高興的是,Jimmy很勇敢地走到今天,成為愛現幫的一員。難過的是,他得面對來自大眾汙名的眼光,有時甚至是來自於他曾經深愛的人。第二次是惜惜姐,我們以為不一定每次愛現幫來上課都會哭成一片,不過這次上完課依然是抽鼻聲此起彼落,衛生紙不斷地抽著。至此,每當看見「愛現幫」,我都會將面紙準備好,甚至是一份真誠的擁抱。
在長達一個暑假的實習中,我也認識了不少的愛滋工作者與為愛滋努力不懈的人,如洪媽媽、韓老師、Jimmy、春美…等。相當有收穫的暑假,也讓我決心要在這領域繼續努力。
【總會繼續走下去…】
結束在紅絲帶的實習,我更決心要將愛滋成為我的社會關懷之一。開始會定期瀏覽露德(協會)與權促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網站、參與一些愛滋紀錄片的放映會(記得那次的與談人是林宜慧跟陳克華)、認識了權促會的阿學。同一時間,我也在同志熱線培訓有一段日子,在考試的時候我抽到的題目也是對於愛滋有疑慮的人打電話來,我該如何應對。而在正式上線後的某一段時間,我也的確常常接到打來詢問愛滋相關議題的人(不論是自身有感染的焦慮或是對於篩檢的詢問、感染後的生活)。在接線的日子裡,我也清楚看到了一些同志朋友因為社會長期存在「愛滋=同志」如此的污名,有著莫名的焦慮;也看見感染者朋友在這社會是多麼辛苦以及需要勇氣才能現身。我在一些團體或個人作業,也會找機會能以感染者或愛滋為題,希望能夠幫助我將愛滋議題看得更清楚。在去年也寫了一篇文章來針對報章書寫愛滋新聞時依舊汙名不減的現象有所批評。
在今年也成為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的工作人員,與權促會的一群夥伴一起讓會議能夠順利進行,也在會議中見到/認識了許多朋友。繼續在熱線服務的日子裡,我也開始參與愛滋小組的例行會議…我知道,我總會繼續走下去,與愛滋為伍的運動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