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回應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認為青年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

作者：潘柏翰（台大社會系學生）

　　我在627全民篩檢日論壇發言完後，CDC第三組副組長黃彥芳隨即在會議後與我私下對談。我們的談話中她提到現在年輕一輩的同志對於愛滋的想像已經不同於中老年同志，新一代不再將愛滋視為可怕的疾病，他們知道有藥可以治、也可以延續生命且活得很健康。黃彥芳如此的回應是想要回應我在台上發言（見發言稿）中最後一點的死路一條的感染者圖像中，我以「生者難堪；死者難看[1]」來提醒有一些在位者或是身處愛滋防治／實務工作者，他們的發言是會影響大眾如何去看待與對待感染者。當時的我因為一時腦中沒有其他較明顯近年的歧視發言，因而選擇了離現今最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為例。但對於我來說，我並不認為青年同志在初期對於愛滋的想像是不同於中老年同志的。因此才會出現文章的標題：「真的停止恐嚇了嗎？」

　　我是1990年出生，到今年剛好是二十歲。在1996年張博雅的「生者難堪；死者難看」後，我想還是有些恐嚇或歧視言語在。2003年，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在「愛滋病防治成果博覽會」會上的發言中，認為愛滋病是對於人們的一種天譴，給予那些性道德敗壞者一些教訓。如此歧視意味明顯的發言實在讓人很難相信是從一位在位者的口中說出，2003年，我十三歲。隔一年，2004年，一則驚動台灣同志圈以及社會的農安街事件發生了。農安趴事件是在台北市的農安街上，警方查獲農安街多達92人的同志轟趴。當時粗糙的手法包括：警方沒有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讓記者得以對這群同志朋友進行拍照。儘管在農安街事件後，並沒有人因為參與這個轟趴而新感染性病，這個結果並沒有太多人關心。那麼，事件之後呢？有人因為擔心曝光的壓力而跳樓了、有人得回去面臨家庭、職場的壓力，這事件影響了他們的未來。 但沒有人去關心這些，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活該。[2]那年，我十四歲，在飯桌上與爸媽一同看見了這則新聞。

　　在我年紀還小，網路不普遍的年代裡，很多的消息來源都是報章媒體。但是，報章媒體呈現的感染者又是什麼樣子？在社會事件中，我只看見報章會寫著感染者企圖咬警察、有人偽裝自己是感染者來企圖脫罪、轟趴裏頭保險套散落一地只會換來噁心、性敗壞、感染者罪有應得，報紙的標題永遠是聳動的「轟趴、濫交、販毒」，甚至是「同性戀轟趴是愛滋感染最大的溫床」。新聞中也充斥著未查證的錯誤傳染途徑，如警方偵訊感染者時戴口罩。如此汙名化的報導在去年世界愛滋日的前後還是在報紙中可以看見。[3]

　　如果說，在一個小孩年紀還小卻隱約有認為自己是（男）同志的可能時，沒有能力去選擇自己要從哪個管道來接受資訊，那麼請告訴我：我們要如何告訴他／她：「愛滋並不是像你在電視或新聞看到的那樣」，請告訴我：在2000年後的台灣還是充斥著如此歧視性的言論、報導方式，真的停止恐嚇同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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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6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的發言。

[2] 農安街事件的一些引述內容來自 餘生 （http://kaorikurak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18.html）

[3] 汙名化報導的觀察，見拙作〈重申愛滋人權 拒絕污名化報導！〉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578